二、无耻的北京人

初到北京，看什么都比长春好，就像刘姥姥逛大观圆似的。坐了一个小时的车，终于到报社了。报社在建国门附近，环境很好。我办公桌在编辑室的门口，旁边就是厕所，每当微风吹过，就会想起一句经典的广告词--味道好极了！但我的心情依然不错，毕竟这里除了我是个中专生，学历最低的也是本科，博士硕士坐了一屋子呀，那种既自豪又自卑的感觉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的工作就是把文章归类，和给作者打电话，顺便打扫卫生。当我乐颠颠的干完一天的工作后，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报社没有单身宿舍。我开始找房子，打听了半天，到了当时北京租房最便宜的四环外的学院路。一间不到12平米的平房成了我在北京的窝，租金50元／月。正当我为自己高呼万岁的时候，困难接踵而来。我的月工资被定为148元，当时不算低了，但对我来说就是"灾难"。从学院路到报社的距离大概是35公里，如果坐车得先到西直门，然后改乘地铁。到西直门的车票是１.２元，地铁是0.5元，每天一个来回就是３.４元，按26天算（那时没有双休日）得花８８.４元加上房租的50元，一共是138.４元，我每个月就只剩下９.６元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办法只好选择骑自行车上班。每天在路上就要浪费7个小时，为了保持编辑的形象，只好前心和后背各贴一块毛巾，这样衬衫就不会被汗打湿了。到报社时取下毛巾，一拧就是半盆水，汗流浃背这个词形容我在贴切不过了，这种罪每天还是“双循环”。另外有时稿件多时还要加班，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为4--6个小时。


终于在我体重从128斤运动到98斤的时候我扛不住了。与此同时，父亲的挚友，那个为人善良的社长也扛不住了--离休静养了。我踏进了新社长的办公室说；"听说报社刚开广告部，我想去锻炼锻炼，请社长给我个机会。"社长很爽快的答应了我。我当时的想法是：拉广告可以不按时上班，还有高额的奖金。而社长的如意算盘是：拉广告对我们这个人才众多的报社是没人干的活。现在有人主动请缨正好抛出这个烫手的山芋。于是，给了我一个广告部主任的头衔。我以个人的名义和报社签了合同，每年100万的广告额度，超额部分以0.6%给予我个人奖励。他们以为我根本拉不到100万广告，所以对签约很不以为然。但三个月后，我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跌破了眼镜。


三个月内我竟然拉了700万广告。我只不过是充分的利用了人民日报这块金字招牌和企业对国家大报的信任。消息一出，举社哗然。要知道超额600万对于我就是3.6万元的奖金呀。这些高学历的北京人都坐不住了，纷纷到社长那反映情况，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和那还没发到我手里的3.6万元钱。社长也忿忿不平的私下对他的亲信说：小王靠着人民日报，还赚人民日报的钱，真不是东西。随后又是一连串的京骂。这些话都是一个沈阳的编辑偷偷转告我的，我至今都感谢这个东北老乡对我的好意。终于，那个北京籍的社长来找我了。堆着一脸伪笑说："小王，首先感谢你对报社做出的贡献。"接着就是我预想的那些话。什么有人反映啊，什么不要把钱看的太重呀，什么社里很重视你呀等一系列费话。我就像看一只猴子在我面前上窜下跳。最后他说出了无耻的解决方法：奖你2000元，升你为办公室付主任。出乎他的意料，我竟很爽快的答应他，而且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胳膊永远是扭不过大腿的。我强忍着那随时都会暴发的愤怒，又笑着和这些北京人打成了一片，天下太平。


你不仁我不义，我在和客户谈判时先和人民日报的另一家月刊打好了招呼。于是，这些客户在我们报社登了三个月广告后全部倒戈。我从另一家月刊那里拿回了我应得的3.6万元。我昂着头走进了社长的办公室，还没等我说话，社长开始大发雷霆了，我耐心得听着他说完那些激烈的措辞后，开始不紧不慢的反击了。我说："我孤身一人从长春来到北京，顶着烈日去拉广告，你们却吹着空调喝着茶水。可是我应该得的钱却没有得到，我和报社签的合同连手纸都不如，你凭什么跟我在这里说三道四。我只是拿回了我应该得的钱。"说完后，我把手里所有的过期资料全部扔到他的脸上，转身走了出去。接着轮到那些高学历的北京编辑了，我一个一个开始数落，除了那个东北编辑以外，所有的人都被我骂的狗血喷头。反映强烈者我就伸出自己的拳头拿出东北人的彪悍。所有的北京人都一言不发了，他们既理亏又怕我的拳头。


最后，我扔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们北京人是我活了17年来所见到的最无耻的人。我厌恶北京人，也厌恶这个城市，无论如何以后我都不会在北京停留超过5天，待久了我怕自己也变得无耻。"


话外音：真不知道王晓拿到那3.6万元的感觉是什么？但从北京人的种种行为上来看，他的言论虽然过激但也不算过分。炒了报社鱿鱼的王晓又去了那里呢？请看第三段落--深圳歌声